运动式反腐为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2014-09-02 17: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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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大概是受前些年文革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负面影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对搞政治运动比较敏感甚至反感。而此文的作者,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学者,却在他的如下论述中,对国内政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运动式反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实国人对运动式反腐的疑虑主要是出于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担忧,而此文提出的观点应该是有说服力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中央高层有关“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确切内涵。还有文中提到的“对政治生态治理”的观点,也值得关注,这是近期反腐运动的热门词汇。而发生在中石油系统及山西省高层的腐败窝案,更有利说明了特权与腐败的共生关联。可见此文提出的几个视角和观点的确发人深省啊。

 

(郑永年文)“大老虎”周永康的落马令众人拍手称快,但却令我为中国腐败的广度和深度而担忧。中共以后肯定还会扩展到更多领域清查,但是现在的清查结果已经非常惊人,而且只是冰山一角——周永康作为曾经的中国权力核心层领导人之一,他的落马所反映出的腐败的深度不言自明。

运动式反腐与法治不矛盾

  中国的腐败已具有寡头性质,中共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否则,一旦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中国就很难避免演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更说不定是今日乌克兰。现在一些国内既得利益者比较恐慌——如果再查下去可能就轮到他们了,所以他们在放言论证反腐败应当有一个段落;海外也有一些公司说反腐败正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甚至测算了百分比,实际上他们也是既得利益者。有些学者认为反腐败应主要靠制度建设,不能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但是我觉得要正确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反腐败制度建设上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中国的反腐败队伍恐怕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反腐败机构也是最多的,腐败分子不是照样我行我素吗?

  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需要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在如此大面积腐败的现状、如此恶劣的政治生态之下,怎么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反腐制度呢?反腐运动就是要为建设反腐制度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所以反腐运动要继续推进,不到一定程度,反腐制度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建立起来也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王岐山所说的“先治标,后治本”就是这个道理。本次反腐运动和以前有所不同,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性质上,都已倾向于法治。周永康被查消息公布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这说明中共能够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并不矛盾。大家不要对“运动”那么痛恨,即使在民主国家也有反腐运动。运动式反腐和法治可以结合起来,况且,以中国目前的腐败广度和深度,如果没有一些运动,腐败恐怕清除不了。

反腐制度建设需内外合力

  这次反腐比以前做得好,是因为保证了制度有效和权威。中国的反腐机构和预防腐败机构的数量非常多,党内有几个,政府有几个,人大、政协,甚至连大学都有纪委书记。内部太多元了,互相不整合,没有人负责,互相争来争去,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且机构本身也难以避免腐败。反腐机构内部必须整合,这次中纪委把这些机构整合起来,由中纪委领导,内部的权力集中非常重要,反腐败机构如果权力分散,那反腐败不会有任何成效。另一方面,这次反腐也保证了中纪委的权威。现在有两点非常清楚:在中央层面,各个部委,或者全国人大,或者政协,不是像以前左手反右手,自己的腐败自己反了,统一由中纪委派驻;现在规定纪检部门下管一级,省的由中央来管理,市的由省来管。以前省一级反腐败由省委自己反,那怎么能反呢?通过这次反腐运动,我想这些制度会慢慢巩固下来。

  当然,首先要把政治生态治理好,然后才有可能完善制度保证廉政。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所有的负担都交给制度,必须有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相配套。现在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经济寡头?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中国的很多国企已经成为高官家族的“钱袋”。在经济领域,中国还没有有效的预算制度,中国的一个领导,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怎么能有机会动用这么多的钱呢?在西方,会计和审计是最重要的一些职业,而在中国,这些根本不重要。中国的预算制度表现为用政治行政方式去分配国家资源,一旦拥有政治权力,就可以腐败。所以,完善有效的预算制度要建立起来。

  还有,必须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减少并控制官员的权力。习近平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非常正确,但如果政府本身权力太大,“笼子”根本没法做,做好了也关不住。所以现在提倡要下放行政审批权,把行政审批权放到企业和社会中去。社会改革也很重要。在不断控制官员特权,使其特权缩微的同时,一定要建立起包括所有公民、包括官员在内都能享受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体系,官员还是会去权力寻租。所以,反腐要政治、经济、行政、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相配合。

政法委歧途待返

  周永康落马后,关于政法委发展过程的检讨多起来。政法委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推进法治的机构,到周永康就变成了维稳机构。中共在十五大的时候就已经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方向,但是后来却走偏了。社会稳定的确很重要,但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法治,而不是国家的暴力机器。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体系应该是第三部门,既不是执政党或政府的工具,也不是老百姓的工具。周永康时期一方面用所谓“法律下乡”这种民粹主义的方式搞法治建设,另一方面又将社会管控得很紧,这种体制导致了中国法治大倒退,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社会不信任政府,因为你动不动就去镇压。现在需要把政法委的角色重新定位为推进法治建设,这才是1980年代搞政法委的初衷。

  所有国家都面临社会治理的问题,但是社会治理的精神必须是法治,而不是暴力。中共从1980年代就开始讲法治,到1995年十五大更是把“法治社会”定位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但是后来就不讲了,开始讲维稳,“法”在“政法”工作中消失了,“政”即政治,开始处于主导地位,而政治又表现为国家的暴力机器,长此以往,执政党与人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紧张。现在要清除周永康的遗产也是一个挑战,因为维稳系统已成为一个稳固的既得利益系统,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这个体系和它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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