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2014-08-28 1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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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这是一篇刊载在《炎黄春秋》杂志上的文章,此文的作者是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接触领导者、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展现的领军人物,他对当年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局面的展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的文字是作者在2009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而进行的谈话。文中清晰地叙述了八十年代初期胡耀邦同志作为改革开放工作的主要领导者,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人民领袖风范。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回忆当年的人和事,不仅令人感慨万千。好在新的领导人没有辜负前辈及全国民众的期望,在深化改革即将推向新阶段的时刻,新一轮依法治国工作即将启动之际,相信胡耀邦同志的英魂始终与心向改革的父老乡亲们同在。

(朱厚泽文)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中阐述得很清楚。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宽松、宽厚、宽容”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20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今天是个什么时代?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讲法治,讲人性,讲人权。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共产党过去闹革命,本来也是想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阶级革命”和党国体制没有达到“五个一般”。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摘编自2010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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